“五四”致青春 | 童庆禧院士珍藏的3组老照片

发布时间:2019 年 05 月 05 日  
导读:科技行业最大的财富就是人。行业温度所在,专业精神所在,社会价值所在,正是一个个活跃在其中的人。特别是行业的泰斗级人物,在他们最年富力壮的青年时期,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工作中,进而造就了这个行业,造就了这个时代。正是有了他们,中国科技才有了不同凡响的今天。 201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第70个“五四”青年节。

  科技行业最大的财富就是人。行业温度所在,专业精神所在,社会价值所在,正是一个个活跃在其中的人。特别是行业的泰斗级人物,在他们最年富力壮的青年时期,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工作中,进而造就了这个行业,造就了这个时代。正是有了他们,中国科技才有了不同凡响的今天。


  201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第70个“五四”青年节。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五四”青年节“致青春”特别策划,邀请中国科学院童庆禧院士,为我们讲述他青年时代的故事。


  第一组照片:留学前苏联,同学欢聚庆祝新中国十周年


  “第一组照片,我想分享我的求学历程。”在一张黑白照片上,十余位青年男女围坐在一起,大家都是二十岁左右,笑意盈盈,风华正茂。其中,一位浓眉大眼的英俊小生正是童庆禧。这是他1959年在前苏联留学时拍的照片,拍摄的场景是:身在异国他乡的青年学子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庆贺。

 

童庆禧(第二排左三)留学前苏联,与同学们共庆祖国十周年华诞

 

  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存在,把它往回快进84年,就来到了1935年。那一年,童庆禧出生于湖北武汉。然而,幼年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发生了巨大的变故。那个年代的中国,江山破碎,国弊民穷,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为了躲避长驱直入的日本侵略者,2岁的童庆禧跟随家人一起前往桂林避难,并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即使过去了很多年,已无从去搜索当年的记忆,但对于童庆禧来说,这始终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充满了恐惧与未知的慌乱大逃亡,是一段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难忘历程。

 

  好在桂林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童庆禧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安宁的少年时光。虽受战乱影响入学较晚,但是少年时代的童庆禧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并且酷爱体育锻炼,这为日后艰苦的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建国后,前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开始大量往前苏联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高端人才。“当时的留学生都是公开招聘的,要考察政治面貌、学习成绩、身体素质等多方面指标。整个广西只选出了三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童庆禧院士笑称,然而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学霸,“我的成绩不算是最好的,大约排名班级Top5吧,但是我身体好,综合素质相对来说还可以。”

 

  1955年,童庆禧从桂林动身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年的俄语学习,为后续的留学做准备。1956年开始,童庆禧被派往前苏联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学习农业气象专业。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方完全不同于国内的天地,陌生的校园,陌生的环境,都带给人一种强烈的思乡情绪,但是更多的,还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和兴奋。

 

  在前苏联留学的五年时间里,为了保持学习的专注性,没有特殊情况,留学生不允许回国。所以,就连父亲去世,童庆禧都没能赶回家看上一眼。

 

  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的童庆禧,大学期间也在持之以恒地参加体育运动,获得过前苏联体操和射击两项运动的二级荣誉(回国完成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之后,又获得了“二级登山运动员”称号)。从他展示出的另一张老照片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他是标准的运动员身材。

 

青年时代的童庆禧喜爱与同学们一起爬山

 

  青年时代的童庆禧还喜欢和同学们外出爬山,其中有一些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童庆禧院士介绍说,由于纬度高,那些山峰和山谷都有季节性积雪,在山上还能看到冰川。“那时候仗着年轻,到山上之后还拿冰水擦洗身上的汗水。”爬一次这样海拔的山,前后要花费3天时间,所以大家都自带帐篷,晚上就在山上择地宿营过夜。

 

  一群年轻人,凭着一股征服高山的勇气,带着对祖国的热爱,怀抱着满腔抱负,在广袤无声的山峰中,在异国他乡的天地间,挥洒着青春的激情,大概也是那个年代青年人的一种特有的浪漫情怀。

 

  “除了将学习放在第一位外,还尽量参加一些老师们的研究工作,并不忘锻炼身体。这就是我这五年留学生涯的全部。”聊起大学生活,童庆禧院士这样总结。这段经历就像是一把钥匙,为青年的童庆禧开启了知识的大门——一个懵懂的少年,通过这扇门了解了国外发展情况,也让他懂得了如何去充实自己,进而找寻到人生的发展方向。

 

  1959年10月1日,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华诞,一起留学的同学们,相约欢聚在一起,包饺子、做中餐、歌唱祖国,还用彩带把房间布置了一下,营造了一个非常喜庆的氛围,并用相机留下了珍贵的瞬间。

 

  童庆禧院士感慨说,“当时前苏联人民的生活很稳定,物质非常丰富。与他们相比,国内人民的生活确实相当困难。当时我们就暗下决心,回国之后一定把自己的所学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去,早日让我们的人民也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第二组老照片:两次登珠峰科考,绝境凸显勇气与毅力

 

  “第二组照片,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两次参加珠峰科考的故事。”童庆禧院士翻出一张他在珠峰进行科考的照片:背着自研测量仪器在雪地里行进,背后是危峰兀立的冰塔。

 

  童庆禧院士回忆说,事实上登珠峰考察之前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重视全民身体素质的培养,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1960年,中国登山队组织队员成功从北面登顶珠穆朗玛峰。据悉,三位登山队员在登顶处插上了一面五星红旗,并放了一尊毛主席塑像。当时国内媒体为此争相报道:中国人登上珠穆朗玛峰了!

 

  然而,1963年,美国登山队从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后,却说,没有看到中国登山队留下的任何痕迹,因此怀疑中国登顶珠峰的真实性。这样的报道出来后,中国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时任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和原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共同决定再登珠穆朗玛峰,并要把体育与科学结合起来,由原国家科委负责组织一支珠峰科学考察队,对珠峰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共同完成这个国家级项目。

 

  最终,珠峰科考任务落到了中国科学院。如何开展珠峰科考工作?经过几番筛选,中国科学院决定,对珠穆朗玛峰及其临近地区的地形地貌、植被生态、动植物,特别是对珠峰地区低纬度冰川及气候条件做综合考察。“如此一来,对冰川气候、气象条件的考察任务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所负责,而我所在的地理所指派我参加这个项目,并负责太阳辐射的观测研究。”童庆禧院士说。

 

  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刘东生、施雅风等老辈科学家和领导的带领下,珠峰科考队从北京出发,经过兰州、西宁、格尔木,翻越唐古拉山,到拉萨进行了短暂休整。那时进藏的公路路况十分不好,考察队员们乘坐着车辆在青藏高原上缓慢行进了7天,忍受着高原反应和缺氧的不适,同时也欣赏和赞美着祖国大地的宏伟。从拉萨出发,又经3天行程,才到达当年珠峰登山科考的大本营——位于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科考。“既然来了,我们就要不畏艰苦想办法拿到数据。”这是童庆禧院士对自己的鼓励,也是所有科考队员的心声。据介绍,此次珠峰科考队分为五个专题组,全体成员忘我地奋斗在工作第一线上。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从大本营出发以后就得住在自己在高山上搭建的帐篷里。“帐篷底下能找到一些较平的石头垫着就很不错了,有时就直接将帐篷铺在冰面上,垫块狗皮褥子加上睡袋,这就是考察队员之家了!而且所有的生活用具,包括帐篷和一应吃穿用品、科考仪器都得由队员自己背上去,一个背包往往将近50公斤呢。”童庆禧院士感慨。

 

童庆禧背着行囊攀登珠峰

 

  人骤然上升到6000多米的高原上,周围环境发生改变,身体也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平日里最平常的衣食住行,突然间变成了大难题。由于高山反应,没有胃口,罐头、饼干这类食品变得难以下咽,一点点白米粥却成了最好的食品。童庆禧回忆,在珠峰地区五六千米的高山地区,气压低,水的沸点只有70多度,一般的食物煮不熟,只有用压缩(熟)大米和压力锅才能熬粥。童庆禧想了一个办法,用钢精锅盖来烙饼,调成的面糊直接接触火焰炙烤的高温锅盖,做出的饼则与平原地区无异,这也成了他自创的美食。就是靠这一手,他一个人在6500米的珠峰脚下坚持了一个星期。

 

  在高原上最痛苦事情还是钻进帐篷睡觉和从帐篷起床并爬出来。在6500米的高原上,氧气只有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做任何动作都非常耗费体力,比如钻进睡袋。童庆禧院士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情况:“钻进去的过程就非常痛苦,更不用提还要把睡袋拉起来,躺下后,喘气要喘半天,呼吸非常不顺畅。第二天起床时,你还得再体验一次。一布之隔的帐篷外是零下十几度甚至二三十度的低温,睡在密封的帐篷里,一夜的哈气形了倒挂在帐篷顶上的冰茬子,人从睡袋钻出抖动帐篷时,这些冰茬子会唰唰地掉下来,有一些直接掉到脖子里,痛苦异常。”

 

  为了观测不同海拔高度上的太阳辐射和冰川小气候,童庆禧就在6500米高的营地设立了临时的辐射和气象观测点,进行昼夜观测,一个人值守了一个星期。登山队员们从7000-8000米高山上下来,都不愿待在这里,都会尽快撤向海拔较低的营地。

 

童庆禧在6300米高山测量太阳的光谱辐射

 

  童庆禧这个专题的科考历时约50天。科考结束后,队员们回到兰州和北京,继续进行数据处理、整理和分析工作。通过分析从珠峰采集的数据,童庆禧院士发现,在珠峰地区,随着海拔升高,大气的密度会逐渐降低,大气中的气溶胶或颗粒物也越来越少,太阳辐射会逐渐变强。这对冰川和高植被的影响,都值得前往珠峰做进一步补充研究。

 

  1968年,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推动下,经过多次专题汇报和专题准备工作后,国家又组织了一次珠峰登山科考,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童庆禧院士参加的“太阳辐射和高山气象”被列为此次科考的重点之一。

 

  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为了更充分利用珠峰的特殊地理优势,他还去动员天文台的同志一起前去做太阳光谱和恒星的观测研究,特别是更为详尽的观测和研究太阳辐射的光谱分布。为此,童庆禧院士在当时地理所和其他相关研究所的支持下,用半年的时间研制出了一整套远距离观测仪器,一则用来测量太阳光不同波段的辐射,二则用来观测高原气象。

 

  背上全套自己研制的仪器,童庆禧院士和队员们再次踏上了珠峰科考的征程。他在6300米高处的粒雪盆建立了观测点。而天文台所带的仪器较为精密,只能留在5000米处观测太阳的精细光谱辐射。

 

童庆禧正在调试自行研制的遥测仪器进行冰川小气候观测

 

  野外科学考察往往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童庆禧院士说,他们比较幸运,虽然见到过雪豹的足迹,但是没有真的碰见过雪豹,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不过他也有过一次十分大胆的经历。

 

  当时与童庆禧同在6300米观测点考察的还有三位队员,其中两位队员在工作两天后,先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高山反应,头晕、虚脱,身体机能急剧下降。人命关天,童庆禧决定把他俩送到5900米处有人值守的营地。

 

  虽然已经是第二次来珠峰科考,但是这样徒步护送队友的经历还是头一遭。从6300到5900米,虽然海拔高度只相差400多米,但气压却相差很大。童庆禧护送一名队友到5900米营地,单就下行就要耗费2-3个小时,抵达时已经傍晚七点多了,他简单吃了点东西,稍作休息,便又起身返程,即使上山更为困难,他也要回到6300米观测点,以便赶上午夜和第二天的观测。

 

  据他回忆,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暮色四合,黑暗笼罩了周围的一切。抬眼看,黑丝绒般的天穹上挂着一轮弯月和密布的繁星。两旁怪石林立,两侧的山峰像黑压压的巨兽,似乎随时都能把你吞没。只有那山谷间的积雪,在朦胧的月光下泛着银光。就在这万籁俱寂的山间,只有自己一个人顶着刺骨寒风,在微弱的手电光和月光中踏着错落的乱石缓慢前行。

 

  “在长达3-4个小时的夜路中,你都在想什么?祖国?家人?白天的观测数据?”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笑着说:“都不是,那时呼吸都快跟不上了,喘着粗气顾不上想那么多,只想一步一步地走回观测营地,别躭误了观测时间。”

 

  “那你会害怕吗?”对于这个问题,童庆禧院士回答说,“现在想想,还真有些后怕,不过那时年轻气盛,加上一种责任感,居然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一路上还在观察地形的变化。从5900米到6300米,随着海拔的上升,起先可以看见一些冰塔,再往上走冰塔越来越矮,变成了‘冰牙齿’,再高就只有较平整的冰川和千姿百态的巨石了。”

 

  这次6300米的观测维持了一周。返回北京后,童庆禧院士开始着手进行太阳辐射对珠峰气候条件影响的分析。然而,得出这个结论却很是经历了一番考证的过程。

 

  “1960年珠峰登山队在6000米高度上观测到的太阳辐射相当强,1966年我在珠峰上观测到的也同样强,还有这次1968年的观测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认为:海拔6000-7000米以上,大气对太阳辐射的衰减作用已经很小了。”童庆禧院士说。随后,童庆禧和同事们在大量查阅国内外文献时,却在美国应用气象学杂志上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结论。

 

  这篇文章的基础是1963年美国科考队从南面攀登珠峰时对太阳辐射的观测数据。他们的结论指出:珠峰地区的大气非想象中那么干洁,太阳辐射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强,甚至与印度一个叫普纳的海滨城市相差无几!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美国观测的问题?还是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为了查明这个问题,童庆禧院士查阅了很多资料,终于看出了端倪。

 

  1962年,印度尼西亚的阿贡火山发生剧烈喷发,火山灰喷射到了近万米的高空,进入了大气的对流层顶。受地球西风带的影响,空气中的火山灰跟随西风飘散,形成了一个环绕地球的火山灰带,并逐渐向南北高纬度地区扩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粗颗粒灰尘首先沉降到地面,但很多微细颗粒的灰尘(如PM10以下的)则沉降较慢,会较长时间飘浮在高空,因此对太阳辐射起到了较大的衰减作用。太阳辐射衰减最为严重的时候,甚至超过30%。美国科考队观测时,仍有相当数量的细粒火山灰飘浮在空中,因此影响了他们的观测数据。

 

  “由此可见,科研上的很多发现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太阳辐射都会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童庆禧院士总结到。虽有这段插曲,但好在最终还是得出了明晰的结论。

 

  ps.记者撰稿时得到消息,当地时间2019年4月21日18时56分,印尼巴厘岛东北部的阿贡火山再次喷发,喷出灰柱高达3000米。

 

  第三组老照片:聚焦遥感技术,完成腾冲空中探测

 

  童庆禧院士拿出的第三组老照片,是他在云南腾冲做遥感实验时的留影。

 

  “后来您的工作中心是如何转到遥感研究上来的呢?”童庆禧院士回想了一下说,“大概是因为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献。”1969年-1970年,由于尚处文革动乱期间,很多科研人员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工作。童庆禧就经常到原国家科委情报所和原国防科委情报所查阅文献,了解国外最新的科技动态,当时就注意到国外蓬勃发展的遥感技术。

 

  1972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而事实上在此之前的6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对地观测。“美国阿波罗号飞船携带了多光谱相机,在登月的同时也在观测地球。”童庆禧院士介绍到。此外,美国好几个型号的卫星都进行了对地观测,把卫星、航空和对地观测结合起来。

 

  跟踪这个方向,中国科学院从院属各所抽调人员,也成立了地球资源卫星调研组,并事后联合全国几家科研单位,着力发展地球资源卫星有关技术。童庆禧院士回忆,1975年在向时任原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汇报时,钱老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我国当时尚不具备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运载工具和发射基地,至少还要十余年的准备和建设。根据钱学森同志的建议,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先发展遥感技术,并要作为国家的紧急措施来抓,因为遥感是卫星对地球观测的基础。这次汇报交流会后,钱学森同志还托人将美国寄给他的一套美国地球资源卫星周年研讨会文集转给童庆禧。

 

  “遥感这个名称,是根据英文Remote Sensing直译过来的,很好地概括了它对地观测、遥远感知的特性,也非常有诗意,可见汉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

 

  1976年,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在上海召开了中国遥感技术规划会。会议制订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主体的遥感技术和遥感应用中、短期发展规划。规划确定以当时的上海技术物理所、长春光机所、西安光机所、长春物理所以及与相关单位合作进行遥感仪器研制;以当时的北京地理所为主开展遥感应用及系列遥感试验。在此之后的半年多时间内,一系列遥感仪器,如多光谱相机、多光谱和红外扫描仪、地物光谱仪等逐步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遥感技术设备的空白;针对国家富铁矿会战的遥感应用试验,也在中国科学院和原国家地质总局的共同组织下,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起来。遥感在我国开始呈现了一派蓬勃发展的态势。

 

  1977年初,外交部通过原国家科委传来某国总理访华并洽谈科技合作的消息,希望中国科学院提出恰当的合作项目。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包括两国开展航空遥感联合试验在内的科技合作建议。中国科研团队负责综合组织、条件保障、地面实况数据采集及遥感应用的地学和生物生态学分析等,某国科研团队负责航空遥感数据获取和必要的处理。这一建议很快为双方所认可。

 

  为了做好这次跨国科研合作,中国科学院就实验地点、时间、条件保障等问题多次与国家主管部门磋商,最终把实验地点定在了云南腾冲,时间为1978年-1979年冬春季节。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这次遥感合作实验计划没能执行。中国科学院决定,我国独立组织开展云南腾冲遥感实验。而具体实施的总体组织、条件保障以及遥感数据的应用分析重担则落在了当时地理所肩上。童庆禧就是这个项目计划、实施方案和技术执行的建议者、组织指挥者和主要执行者之一。

 

  1978年10月,实验小组先后调动了3架飞机,搭载各类遥感载荷,在云南祥云机场和保山机场开展航空遥感飞行。“我担任空中总指挥,飞行高度主要在空中200米至3000米,我们一边飞行一边处理,同时庞大的地面团队也在腾冲地区开展了地面实况的全面观测研究。”童庆禧院士介绍说。这次大规模的遥感试验汇集了国内数十个高校、科研和业务部门共600多人参加。试验共获取了腾冲地区7000多平方千米范围内多光谱摄影、多光谱扫描、红外扫描以及地物光谱等大量遥感数据。

 

童庆禧在米-8直升机上操作遥感仪器,进行地物光谱测量

 

  当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内资源卫星的研发条件仍尚未成熟,中国科学院采纳了童庆禧等人的首先发展航空遥感、用飞机解决科研探测需求的建议。1984年-1986年,由童庆禧院士主持,中国科学院斥资700多万美金,从美国引进并改装了两架先进的“奖状”型遥感飞机,民航统一编号为B4101和B4102(4101以光学遥感为主,4102飞机以微波遥感为主),并对这两架飞机进行了全面的遥感改装。据介绍,在1986年秋季的东北洪灾、1987年大兴安岭林火灾、三北防护林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监测、国家黄金找矿攻关、国家土地资源调查,与美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的遥感合作,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监测中,这两架飞机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两架飞机已经服役了30多年,并多次赴国外执行遥感任务。

 

童庆禧与引进的遥感飞机合影

 

  随后,中国科学院航空遥感中心正式成立。“当时任命我为主任,‘航空遥感中心’这几个字是胡耀邦同志亲笔题写的,后来邓小平同志也为引进的陆地卫星地面站题写了‘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足见国家领导人对遥感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在飞机成功引进和改装后,原国家计委和原国家科委以这两架飞机为主体,将“高空遥感实用系统”研究和建设列为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攻关项目。因该项目成果,童庆禧、薛永祺、姜景山等三位院士及其他主要科技人员,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下一组照片:邀新时代新青年共同描绘

 

  “这就是我的青年故事。”讲完了几个自己青年时代的故事,童庆禧院士表示更为期待新一代青年人的故事。“科技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代代科研人的薪火相传,特别是青年一代。”在采访的最后,童庆禧院士表达了自己对新时代新青年的一些期许与鼓励:

 

  第一,青年人要有理想。这个理想要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回顾建国伊始,新中国百废待兴,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们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为的就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童庆禧院士说,当年一批批派往海外的留学生也是心系祖国,一心归国报效国家。当青年人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民族、人民联系起来,他的青春、他的人生一定是出彩的、有意义的。所以童庆禧院士认为,青年人要先立好志,才能施展大抱负。“希望每个青年要把握好新时代带来的大好机遇,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通过自身努力赢得精彩人生。”

 

  第二,青年人要有文化自信。童庆禧院士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这离不开每一位中国公民的艰苦奋斗,离不开历代国家领导人的殚精竭虑,更离不开我们独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70年时间,从一个一穷二白的‘东亚病夫’发展到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正走在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正在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青年人要对国家有自信,对国家制度有自信,更要对我们的文化有自信。这是青年人为之奋斗的基石。”

 

  第三,青年人要把本职工作做好。青年是国家的先锋,是民族的希望,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温饱,要真正让国家屹立于世界民主之林,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童庆禧院士希望各行各业的青年们都能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光和热,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为国家添砖加瓦,为铸就“中国梦”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 童庆禧院士简介 ——

 

 

  童庆禧,遥感技术与应用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员。是我国遥感技术应用领域的最早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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